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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英德:家庭的温馨与女性的柔情——读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随感丨

产品时间:2022-04-01 01:08

简要描述:

每一次阅读归有光(1507—1571)的《项脊轩志》(周本淳校点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一七,上海古籍出书社,1981,429—431页),我都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一股汩汩暖流滋润着心田——这是一首亲人的安魂曲,也是一首情感的咏叹调,深挚地通报着家庭的温馨与女性的柔情。顾名思义,《项脊轩志》是记载与项脊轩有关的人与事。...

详细介绍
本文摘要:每一次阅读归有光(1507—1571)的《项脊轩志》(周本淳校点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一七,上海古籍出书社,1981,429—431页),我都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一股汩汩暖流滋润着心田——这是一首亲人的安魂曲,也是一首情感的咏叹调,深挚地通报着家庭的温馨与女性的柔情。顾名思义,《项脊轩志》是记载与项脊轩有关的人与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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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次阅读归有光(1507—1571)的《项脊轩志》(周本淳校点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一七,上海古籍出书社,1981,429—431页),我都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一股汩汩暖流滋润着心田——这是一首亲人的安魂曲,也是一首情感的咏叹调,深挚地通报着家庭的温馨与女性的柔情。顾名思义,《项脊轩志》是记载与项脊轩有关的人与事。

归有光以“项脊”命名他的书斋,就其“实”而言,是形容书斋的狭窄逼仄——“室仅方丈,可容一人居”,就像人体的“项”和“脊”一样;就其“虚”而言,是纪念曾在项脊泾(今在江苏苏州)居住的远祖归道隆,这一“百年迈屋”含有家族绵延的意思。而兼容虚、实两个寄义,项脊轩便涂染了浓重的“家”的色调。这个“家”虽然狭窄、破蔽、昏暗,但它究竟是归有光庇荫祖德、遮蔽风雨的栖息之地。

所以,文章开篇就写道,归有光将这一“旧南阁子”稍加修葺,便面目一新,洋溢着“家”的温馨,也积累着“家”的期望。归有光端居其中,油然而生的,是“万物皆备于我矣”的自足情怀与悠长趣味——“借书满架,偃仰啸歌”,项脊轩不正是百年书香门第的微缩景观吗?不仅如此,归有光“前辟四窗,垣墙周庭”之后,还可以足不出户,由窗而庭,融入大自然之中,获得“天人合一”般的心灵慰藉——“冥然兀坐,万籁有声。而庭阶寂寂,小鸟时来啄食,人至不去。

三五之夜,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”。如此温馨的家庭情景,怎不令人心旷神怡?所以归有光说:“方扬眉瞬目,谓有奇景”。他所抒写的眼中、耳中、心中的“奇景”,是何等平静,何等精巧,又何等蕴藉。在唐诗里,我们曾经读到王维的“江流天地外,山色有无中”(《汉江临泛》),孟浩然的“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”(《宿建德江》,李白的“山随平野尽,江入大荒流”(《渡荆门送别》),杜甫的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(《旅夜书怀》)——唐代诗人醉心于以天地宇宙、日月山川涵容人的精神追求,提升人的文化品格,从而达致人与自然密合无间的融会。

而对沐浴着两宋以来理学辉煌的归有光来说,有“家”就有了自然,有“家”就有了世界,有“家”就有了宇宙——满架图书,庭阶小鸟,半墙桂影,同样足以颐养精神,陶冶人格。此情此景,犹如宋代哲人程颢所说的:“仁者,浑然与物同体”,“仁者,以天地万物为一体,难道己也”(《二程遗书》卷二上《识仁篇》)。在归有光的笔下,自然内化于家庭,家庭陶冶着人格,人格融合于自然,而洋溢在自然、家庭与人格之中的是一股静谧而轻柔的温馨。然而项脊轩究竟已是“百年迈屋”,历经时光剥蚀和风雨冲刷,早已不复葆有往日的荣光。

归有光安居项脊轩中,虽然可以悠闲自得,而放眼项脊轩外,却尽是不堪入目的人事变迁。就像“庭中通南北为一”一样,归家原本是一个和气相处的大家族,曾经子孙繁衍,五世同堂,祖上还留下“私其妻子求析生者,以为不孝”的遗训(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八《归氏世谱后》,637—638页)。

可是时过境迁,到归有光生活的年月,归家已然四分五裂,伯父、叔父们各立炉灶,分居而居——“诸父异爨,内外多置小门墙,往往而是”。而且,归家曾经是昆山一地的王谢望族,“世世为县人所服”,民间甚至传言:“县官印,不如归家信。

”(《归氏世谱后》,638页)然而,时至今日,归家却家道败落,甚至道德扫地。归有光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所见所感:“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,源远而末分,口多而心异。自吾祖及诸父而外,贪鄙诈戾者,往往杂出于其间。

率百人而聚,无一人知学者;率十人而学,无一人知礼义者。贫穷而不知恤,顽钝而不知教。死不相吊,喜不相庆。

入门而私其妻子,出门而诳其父兄。冥冥汶汶,将入于禽兽之归。……窃自念,吾诸父兄弟,其始一祖父而已。

今每不能相同,未尝不深自伤悼也。”(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一七《家谱记》,436—437页)家族的分崩离析、道德沦丧,陪同着平静的消失、和气的瓦解与亲情的冷淡——“东犬西吠,客逾庖而宴,鸡栖于厅。庭中始为篱,已为墙”。

——这,还是归有光引以为自豪、赖以为庇荫的“家”吗?这种情形,怎能不让归有光经常“慨然太息流涕”(《家谱记》,437页)?于是,就像将破败的旧南阁子修葺成崭新的项脊轩一样,归有光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重振家业的责任。嘉靖三年(1524)撰写《项脊轩志》的时候(据顾农《〈项脊轩志〉的写作年月》,《中国文籍与文化》2001年第2期。或说作于嘉靖二年,见沈新林《归有光评传》,安徽文艺出书社,2000年,57页、273页),归有光方十八岁。他虽然“区区处败屋中”,“昧昧于一隅”,却志向高远,意气风发。

作为一所书斋,项脊轩既是他念书明理的地方,也是他立功立业的始基。在修葺一新的项脊轩中,归有光不仅陶醉于自然的美景,也憧憬着理想的功业。

他由衷地欣羡“利甲天下”的巴蜀未亡人清,因为她“能守其业,用财自卫,不见侵犯”;他也真诚地仰慕“台甫垂宇宙”的布衣诸葛亮(杜甫《咏怀奇迹》),因为他曾经“三顾频繁天下计,两朝开济老臣心”(杜甫《蜀相》)。清人王拯说:“中引蜀清居丹穴、诸葛孔明卧隆中二事,窃以自比,然则熙甫之志非将欲大有为于时者邪?”(《龙壁山房文集》卷五《书归熙甫集项脊轩志后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45册,203页)简直,归有光借用未亡人清的“丹穴”和诸葛亮的“陇中”,来比喻自己身处的“百年迈屋”——项脊轩,抑扬之中,自满地宣示着自我期许的壮志和不甘迷恋的激情。

归有光十一二岁时即“慨然有昔人志”,而且持之以恒,终生坚守,在《家谱记》中他写道:“有光学圣人之道,通于六经之大指。虽居穷守约,不录于有司,而窃观于天下之治乱,生民之利病,每有隐幽于心。”纵然穷愁潦倒,他也仍然以家族的“宗子”自命,“将求所以合族者”(436页)。

正是有见于此,他的恩师湖南茶陵人张治(1488—1550)主持南京乡试时,才会特别看重他,赞不停口地称他为“国士国士”(明万历甲戌归道传刻本《震川先生文集》卷首蒋以忠《序》)。将破败不堪的南阁子修葺为雅致宜人的项脊轩,因败落紊乱的家道引发起砥砺昂扬的理想,《项脊轩志》一文的叙述脉络与情感脉络两相契合,出现出抑扬起伏的叙事走向。正因为归有光怀抱着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心,所以他才气蜗居斗室,而“借书满架,偃仰啸歌”,展现一派昂扬高昂的风貌。明人张大复称道:“意其时人知之,谓之坎井蛙耳,乃不知有丹穴陇中之想,如先生真功名富贵中人也”(《梅花卉堂集笔谈》卷五“居息庵”条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集部》第104册,347页)。

果不其然,写作这篇文章两年后,归有光就考取秀才,补苏州府学生员,迈出了走向仕途的第一步。然而,驰骋仕途,光宗耀祖,这种“阳刚”的气质并不全然适合归有光的天性,他的性格更偏重于女性般的“阴柔”。同乡友人俞允文评价道:“其为人恬惔敦实,淡湛简素”(《俞仲蔚先生集》卷十《送归开甫赴长兴序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集部》第139册,706页)。

归有光的祖母也曾深情地对他说:“吾儿,久不见若影,何竟日默默在此,大类女郎也?”“大类女郎”,这应该是对归有光奇特个性的精炼诠解。所以,对于归有光来说,“家”虽然一直激励他高昂有为,但更多地还是浸润着似水柔情,承传着文化血脉。归有光八岁时,慈母周桂(1488—1513)就因劳累过分,离他而去。

镌刻在他影象中的,是母亲如绢如丝般的脉脉柔情。儿时的影象究竟过于模糊,过于虚幻,在《项脊轩志》中,归有光只能借老迈的乳母之口,讲述母亲琐细而感人的往事,文字简约而寄义繁富:“汝姊在吾怀,呱呱而泣。娘以指叩扉,曰:‘儿寒乎?欲食乎?’吾从板外相为应答。

”凭借琐事记述,捕捉瞬间意象,略加提示点染,突显人物精神,这是归有光文章最为感人心弦之处。清人黄宗羲称道:“予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,一往情深,每以一二细事见之,使人欲涕。盖古今来事无巨细,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,长留天壤。”(《南雷诗文集》上《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》,沈善兴主编《黄宗羲全集》第十册,浙江古籍出书社,1993,370页)。

文章中尤为神来之笔,是写乳母经常对归有光说:“某所,而母立于兹。”——“家”是母亲生活的地方,所以母亲忙碌的身影永远与“家”同在,“家”也永远氤氲着温柔的母爱。

在归有光看来,对“家”的影象就是对母亲的影象,对“家”的眷恋就是对母亲的眷恋。而母亲不仅希望子女长大,更希望子女成人。传说周桂有身时,“家数见祯瑞,有虹起于庭,其光属天,故名先生‘有光’”(唐时升《三易集》卷一七《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》(代王锡爵撰)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·集部》第178册,214页)。

在《先妣事略》中,归有光写道:母亲“为多子苦”,成日忙于家务,“后代大者攀衣,小者乳抱”,而“手中纫缀不辍”,以致“劳苦若不谋夕”。只管如此,母亲仍然“中夜觉寝,促有光暗诵《孝经》,即熟读无一字龃龉,乃喜”(卷二五,593—594页)。

这一幕“中夜督学”的情景,深深地烙印在归有光的心中,难以忘怀。然而时隔十年,归有光仍然屈居牖下,功名未遂,未能酬金母亲的厚望,他沉痛地说:“有光独久不第,而先人春秋高,先妣墓木已拱,有无穷之感也”,这怎能不使他悲从中来?所以,当老妪多次指点着母亲“尝一至”南阁子时“立于兹”的所在时,“语未毕”,他就不禁泪如泉涌。

当他在项脊轩中端居课读时,总是深深地感应有愧于母亲的矻矻养育与谆谆教诲。祖母夏氏对归有光的关切,同样浸透着浓浓的家族希冀。《项脊轩志》写道:祖母看到归有光经常足不出户,笃志攻读,自言自语地说:“吾家念书久不效,儿之成,则可待乎?”归有光的曾祖归凤,成化十年中南京乡试,弘治二年选调城武县知县。而其祖父归绅仅为山东参政,他的父亲归正则以布衣终身(《归氏世谱后》, 638页)。

所以祖母才会说“吾家念书久不效”,归家众多子弟到场科举考试,却一直未能中举及第。这层层累积的遗憾,化作沉甸甸的家族希望,寄托在归有光的身上。所以,祖母特地拿来她的祖父夏昶曾经用过的象笏,郑重其事、也信心满满地对归有光说:“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,他日,汝当用之。”夏昶(1388—1470)是永乐十三年(1415)进士,正统年间官至太常寺卿直内阁,所以称为“太常公”(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八《夏氏世谱》,633—634页)。

如此尊贵的夏家,隐衬出归有光祖父时期的归家也差别寻常的尊贵。祖母何等盼愿这份尊贵再度眷顾归家!可是谁曾想到,归有光至今仍然未能实现祖母的愿望——“瞻顾遗迹,如在昨日,令人长号不自禁”!失去母亲与祖母的柔情滋润,项脊轩留存给归有光的,虽然有“多可喜”的情况,但更多的是“多可悲”的回忆。

品味着这些“多可悲”的往事,他只能“扃牖而居”,关上门窗,与世阻遏,逃避骚动喧嚣的世界,躲进平静孤苦的书斋。他只能默默祈祷神灵的护佑,就像神灵曾经四度护佑项脊轩,使它逃脱扑灭的厄运。因为归有光由衷地相信,神明对归家多所护佑,预兆着归家“世当有兴者”(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一三《叔祖存默翁六十寿序》,344页)。

固然,无论是喜是悲,作为“家”的象征,项脊轩永远是归有光的灵魂栖息之地和文化滋养之所。在他记载项脊轩人事变迁之后的十数年里,归有光身居项脊轩,又履历过一番由温柔的女性带给他的“喜”与“悲”,更使他铭肌镂骨,永志不忘。所以他又将这段往事补记在《项脊轩志》中,熔铸成一个意味更为隽永的文本。

嘉靖七年(1528),归有光二十三岁,与魏氏完婚。虽然在仕途上,归有光已经两次乡试失利,可是在项脊轩中,他却再度享受到暖人心田的欢欣与柔情。这种欢欣与柔情,既来自于与妻子念书写字的心心相印——“时至轩中,从余问古事,或凭几学书”;还来自于妻妹对“姊家”的天真与好奇——“闻姊家有阁子,且何谓阁子也?”在妻子去世以后,归有光曾说:“吾妻之贤,虽史传所无”(《震川先生集·别集》卷七《与沈敬甫七首》其三, 873页)。在归有光笔下,妻子的“贤”,不仅源于其高尚的品德,更源于其似水的柔情。

在这种心心相印与天真好奇之中,也隐隐地流淌着魏氏对归有光的器重、期盼与激励。魏氏“少长富贵家”,嫁到贫穷的归家以后,却“甘澹薄,亲自操作”,而且经常勉励归有光说:“吾日观君,殆非今世人。

丈夫当自立,何忧现在贫困乎?”(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五《请敕命事略》,596页)在写作《项脊轩志》时,归有光再度品味亡妻生前的期盼与激励,回观自身的仕途蹭蹬,穷困潦倒,心中是何等的愧疚与悲伤!然而,浸染着爱妻柔情的“家”却仅仅延续了不到六年。嘉靖十二年(1533)十月,魏氏竟染疾身亡。“家”再度步入迷恋,项脊轩始而任其“室坏不修”,继而稍加修葺,却“其制稍异于前”,而且今后归有光“多在外,不常居”。

项脊轩成为归有光心中难以忘怀却不忍长居的伤心之地。只管如此,项脊轩仍然还是家族的影像,是人生的见证,也是生命的维系。

在《项脊轩志》的末端,归有光写道: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无情的时间流逝,借助于有形的空间景物,转化为视觉可以感知的审美工具。在枇杷树默默生长的历程中,时光悄悄地流逝,情感也层层地累积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竟然已经如此厚重,压得人喘不外气来。

归有光这种由人及物、又由物及人的情感抒发,泉源于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:“桓公北征,经金城,见前为琅邪时种柳,皆已十围,慨然曰:‘木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’攀枝执条,泫然流泪。”太和四年(369),东晋大司马桓温率军攻前燕,经由金城(今江苏句容北),看到近三十年前任南琅邪郡太守时种植的柳树,已然高峻茂盛,他深深叹息时光流逝而功业未成,难免怆然泪下。

当归有光眼见昔日在项脊轩前种植的枇杷树,回味妻子似水的柔情与热切的期盼,他的悲悼之情和愧疚之意,犹如波涛汹涌,奔袭胸中,实在难以言表,只能以“亭亭如盖”四字加以形容。这种“欲说还休”的表达,反而更强有力地打击着历代读者的心灵。其实,“亭亭如盖”的不仅仅是归有光笔下的枇杷树,也不仅仅是归有光对妻子、母亲和祖母的深切纪念,更是归有光心中对“家”难以割舍的依恋。

有家而不能或不敢经常归来,一旦归来反而引发起更多的愁怨,更重的悲伤。“居于此,多可喜,亦多可悲”的“家”,对归有光来说,究竟意味着什么?差别的人,基于他差别的境遇与差别的性格,往往具有差别的家乡情怀。

宋代文豪苏轼青年时脱离家乡四川眉州,其后一直飘泊不定,心里经常有着“无家”的落寞。他说:“逐客如僧岂有家”(《苏轼诗集》卷二四《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》其一),贬谪的臣子就像僧人一样,岂有“家”可言?幸亏苏轼心中始终有着以四海为家的“逾越意识”,所以他时而以杭州为家,吟咏道:“故山归无家,欲卜西湖邻”(《苏轼诗集》卷三六《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》);“我本无家更安往,家乡无此好湖山”(《苏轼诗集》卷七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》其五)。时而又以常州宜兴为家,写道:“家在江南黄叶村”(《苏轼诗集》卷二九《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》其一)。

苏轼一生中,“走到那里,就把‘家’带到那里,于是山河大地到处有家,实现了他自己关于水的一种比喻:‘如水之在地中,无所往而不在也。’(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,文集卷一七)”(朱刚《苏轼十讲》,上海三联书店,2019年,287页)归有光的家乡情怀却与苏轼大不相同。在六十岁中进士,赴任长兴知县之前,归有光大多数的岁月都困守在家乡昆山,所以他对“家”有着非同凡人的依恋。

“家”给予他的,是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温情,也是他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。母爱缺失的心理创伤,伉俪相得的似水柔情,妻子继亡的深重苦痛,所有这些,都使他无法挣脱对“家”的深深眷恋,甚至有意引发对“家”的深情依恋。

他说:“抑予少有四方之志,既年长,无用于世,常欲与亲知故旧,岁时伏腊,问遗往还,饮酒社会,务尽其欢;康强寿考,皆在百岁之外;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随,为太平之不遇人。”(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一三《晋其大六十寿序》,322页)在他看来,“夫惟匹夫匹妇以为固然”的凡人之情,才是“天下之至情”(《泰伯至德》,《震川先生集·别集》卷一,第696页)。所以他伤悼家人的文章往往“痛不忍言”,一旦为他人误解,他便愤愤然地说:“此亦至情,尝为人所讽刺,岂皆无人心者哉?”(《震川先生集·别集》卷七《与王子敬四首》其一,872页)所以归有光的文章“叙家庭细琐之事,颇款有情致”(林纾评《周弦斋寿序》,《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》,浙江古籍出书社,1986,247页)。

尤其是归有光叙写女性题材的散文,更是这种“天下之至情”的结晶,在在流溢着家庭的温馨和女性的柔情,“一唱三叹,无意于感人,而欢愉惨恻之思,溢于言语之外,嗟叹之,淫泆之,自不能已已”(唐时升《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》,215页)。行文至此顺带说明,《项脊轩志》这篇文章,在《震川先生集》卷首目录中作《项脊轩记》,而卷一七正文中却作《项脊轩志》。

那么,究竟应该作“志”还是作“记”呢?“志”和“记”的内在有没有区别?我以为二者应该是有所区此外。例如归有光的《寒花葬志》(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二),清人董说就指出,原本看成《寒花葬记》,今本题名为归庄所改(季锡畴过录、董说评《震川先生集》,清康熙十四年归庄刻本)。而以《项脊轩志》的文体特性而论,题作“志”比题作“记”,显然更为切题,因为这是一篇借写轩志以明本志的文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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